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我国经济探底还未完成

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我国经济探底还未完成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12月9日-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增长阶段转换出现的正常现象，符合发展规律，而且增长质量总体稳定且有所改善，不必过分担忧通缩风险。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有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刘世锦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少作为甚至不作为，调结构、转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气力，有更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自然而然从天上掉下来的。适应放缓了的增长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　　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　　《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最近两三年出现了放缓势头。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世锦：这是正常现象。2010年，我们的一个研究团队做过一项研究，注意到二战以后几十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多数没有成功，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进入了高收入社会行列。　　这13个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也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时，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　　于是我们对中国也做了几种不同的测算，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在2013年-2015年将会到来。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阶段转换期，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在四年前，对这一观点，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速度怎么可能下来呢？　　从实际情况看，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期。到2014年底，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11000国际元，而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前两年已经达到了，所以会看到东南沿海的经济回落率先发生。这正是现在所讲的“新常态”的一个表现。　　《21世纪》：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13个经济体基本是小型经济体，他们的发展规律会适合中国吗？　　刘世锦：高速增长后的回落，从长期历史看，主要由人类已经发明和使用的技术及其决定的供给需求等因素决定的。这种规律在大小经济体之间没有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差别。实际上，这13个经济体基本都实行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它们自身虽小，但与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融为一体，也可以分享类似中国内部各地区同样的优势。从国际上看，有些小国比如瑞士、卢森堡、北欧诸国等，收入水平都不低于或高于美国等大国。　　《21世纪》：这些经济体增速回落时，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当时多大比重？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多大比重？　　刘世锦：这些经济体增速回落时，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不等。　　有观点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当时美国的21%，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也与当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国还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这种说法初看起来似有道理，其实混淆了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别。举个例子，一个人跑得最快的年龄是20-40岁，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美国已经到了100岁，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此后发生了日本高速增长20年的故事。而当下的中国，虽然人均收入也相当于美国的20%左右，但此时美国已经200岁了，中国也40岁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再做个比较，中国目前进入增长阶段转换，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增长放缓相比，按麦迪森方法计算的人均收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水平大体相当，是11000国际元左右。换言之，日本也是在40岁时进入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的。用后发经济体与美国等先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比重，来估计后者的追赶速度，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是有问题的。中国在40岁以后仍会追赶，但速度和方式将与此前大不相同。　　中国经济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您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哪些积极变化？　　刘世锦：增速放缓仅仅是一个表象，更有意义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具有长远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过去常讲的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工业为主、投资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等，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去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的比重前年已经超过投资，去年有所反复，今年又超过了投资。出口在过去经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最近两年增速已经在下降，我们估计以后会保持5%-10%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出口甚至是负的增长。原因主要不是国际需求的变化，主要是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汇率水平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　　另外，在经济转型期，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最近一两年，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积极变化。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提高。虽然还存在结构性就业问题，但总体上，就业压力和2008年相比小多了，很多地方还有“招工难”的问题。　　企业盈利水平趋于稳定。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因为中国经济过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当增速下滑时，企业效益一般也下滑。但最近两三年，大家会看到企业效益也有所回落，但近两年已经趋于稳定。今年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　　财政收入虽然有所波动，有些地方出现了多种困难，但总体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今年1到8月也达到8%的增长幅度。　　除此之外，随着增速回落，金融风险有所加大，有的地方和领域问题还比较突出，但并没有突破底线，没有出现全局性、系统性风险，总体还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抵御风险的实力和能力在全球范围看还是相当高的。　　最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在稳定增长。　　从这几方面看得出，虽然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但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这对处在转型期的经济来说，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结构转换加快和增长质量改进，对下一步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21世纪》：中国经济既有增速放缓的一面，也有增长质量改善的一面。总体上您如何看呢？　　刘世锦：总体上看，第一，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前面已经提到，在国际上，其他成功追赶性经济体在人均收入到11000国际元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还没有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速就掉下去了。中国能够到了11000国际元时增速才回落，表明中国比较充分地发掘了人类社会所提供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潜力，实际上是成功的标志。　　第二，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些地方的增速回落了，当地领导就讲是他们主动调控的，言下之意想让它上去还能上去。能上去吗？恐怕不行了，因为潜在增长率下来了。　　第三，从国际范围看，如果今后一些年中国能保持6%-7%的增速，还是相当高的，没几个国家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从中国角度讲是中等速度，国际上讲仍然处于高速度，所以称其为中高速增长。　　第四，虽然增长速度放缓了，但增长基数是在持续增大的。2000年对应的新增量是1000亿人民币，2013年是5000-6000亿人民币。这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这两年就业形势还不错：2005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的就业是80万人，2013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的就业是170万人。所以中国的新增量还是很大的，市场潜力、市场前景是广阔的，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经济不行了。　　最后，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降低，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后一两年赶上美国，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比较低，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也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　　总之，尽管中国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结构调整和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有些方面的进展是突破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应该持乐观积极的态度。　　经济探底还未完成　　《21世纪》：那么， 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还会继续下滑吗？　　刘世锦：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是一个过程，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中高速增长的“底”或经济学上说的均衡点是多少，现在还没有探明。　　最近两三年中国经济一般到年中会有反弹，这时乐观的判断就多了一些，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又会重回高增长轨道。我们的判断是不会的，只是由于预期改善、存货调整引起的短期反弹，因为探底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是持续的。　　什么时候探底才算结束？这里有一个简化的分析逻辑。中国的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高投资主要有三项：基础设施一般占20%-25%，房地产是25%左右，制造业是30%以上，三项合起来占投资的80%-85%。三项中间，制造业投资又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中国经济增速要落下来，主要是投资要落下来，通俗地说，也就是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三只靴子要相继落地，中高速增长的底也就见到了。　　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出口都基本触底了。接下来就是房地产能不能触底。房地产今年已经出现了拐点，有的说是周期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根据我们的研究测算，构成中国房地产70%的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万套，这个数字在今年已经达到了，这个点达到后，房地产增速基本是持平的，持续一段时间后还要回落。所以我们明确提出，这次的拐点不是短期的拐点。房价问题很复杂，区域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看中国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了。我们希望房价能够逐步的下来，不希望下得太快，最好是时间换空间，能够实现软着陆。　　总之，当房地产这只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就基本探着了。所以十三五期间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争取平稳较快地转入新常态。　　《21世纪》：市场上也有观点担心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已经低于潜在增速，有类似1998-2001年通缩的危险。您怎么看？　　刘世锦：中国近几年增速放缓，是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的，属于正常的增长阶段转换。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实际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这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所要关注和应对的。　　至于目前是否已经出现通缩，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近期就业尚好，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还未出大的问题，还不能得出已发生通缩的结论。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属于结构性的中长期问题，不是简单放松宏观政策就能解决的。相反，如果刺激不当，还可能加剧产能过剩。　　当然，近一两个月份企业盈利降幅较大，需要引起关注。宏观调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个中性概念，不能将其负面化。当增速出现快速下滑苗头时，适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确，刺激政策只是有助于恢复短期平衡，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的结构问题。转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损害增长质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长轨道。　　《21世纪》：成功跨入高收入的13个经济体在增速回落时，回落幅度是一半左右或者更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中高速会是多少？　　刘世锦：中国由高速增长降到中高速增长后的均衡点是多少，还需要观察。从目前看，7%-8%的增长率大概是稳不住的，还会有一个探底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规模持续增大的背景下，增速下降会产生“数字幻觉”。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本世纪初的五六倍，也就是相当于那时的好几个百分点。即使增速降到7%或以下，每年新增量依然十分可观，而且是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依然不容低估。　　新常态下要确立发展质量导向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刘世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多年，之所以落实不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盖增长质量方面的问题。当增长速度放缓后，再不重视增长质量，即便中高速增长也将难以为继。因此，新常态下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增长质量导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新形势下的发展观问题。我们讲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顺应发展规律，在转入中高增长期后，切实以提高增长质量为中心，谋划和带动经济工作全局。　　《21世纪》：具体而言，我们应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刘世锦：以增长质量指标倒推速度指标。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需要保持一个适当高的增长速度，但仅就速度论速度是无解的。以往存在着“以速度论英雄”的倾向，先定速度指标，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标，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重视并切实抓好增长质量，才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打不好增长质量的底子，要么速度上不去，要么上去了也难以维持。质量指标优先，以增长质量倒推速度，才能摆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关系，实现充分利用增长潜力且具可持续性的增长。为此，应精心研究和确定反映新常态下增长质量的指标，例如，按照“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于提高增长质量、切实可行的指标。然后，以质量指标倒推或确定速度指标。也就是说，适应提高增长质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个合适的、好的速度。　　适应增长质量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增长质量相对应的速度有一个合理区间，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增长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目前情况下，速度过高将会加长杠杆，增大一些领域本已较为严重的金融财政风险或产能过剩；过低则会降低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就业增长。保持与增长质量相适应的速度区间并不容易，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21世纪》：以增长质量为导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着力点是什么？　　刘世锦：坚持增长质量导向，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重要位置。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一定程度掩盖或推后了金融财政风险。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随着增长环境和机制的改变，房地产、严重过剩产业、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有可能累积或显露。我们强调增长速度要与提高增长质量相适应，很大程度上是与防控金融财政风险的要求相适应。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老牌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大都曾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有的很多年难以恢复。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必须把防控金融财政风险放到比其它时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们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平稳转入中高增长期，即使其他指标短期内差一点，从大局和长远看，也是值得的。从国际上说，我们也将创造出现代经济发展历程中有价值的新鲜经验。　　提高增长质量归根结底要靠深化改革开放。有种观点认为，我国仍然具有高增长的潜力，只是体制障碍制约了这种潜力的发挥。换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种观点对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解并不准确。改革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有些改革如放宽市场准入，确实能够释放增长潜能；有些改革如反腐败，则可能短期内限制一些浪费性的消费。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利于提高效率。放宽准入“放”进来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固然可以带来投资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浪费性消费后，把资金用于扶贫、改善民生等领域，将会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说来，增长质量状况，应当成为改革开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进而打牢提高增长质量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下争取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同时也是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开拓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新局面。　　权威专家解读　　管清友：增长目标大概率下调到7%　　林采宜：明年货币政策或中性偏紧　　汪涛：央行要积极主动地管好流动性　　李慧勇：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是新提法　　连平解释何为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　　瑞银汪涛：央行要积极主动地管好流动性　　王小广：201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有更实质推进　　人大重阳：四句话说透2015年中国经济改革重点　　民族证券：明年适度宽松政策还会出现 降息仍有可能　　牛凤瑞：消费结构进入新常态个性化多样化渐成主流　　专家：向污染宣战 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李大霄：中央经济会议的政策取向有利于股市稳定

马骏李稻葵等五大经济学家预计明年中国经济放缓　　采访嘉宾：　　马骏(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曾刚(中国社科院银行室主任)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问：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吗？　　马骏：总体来看，全球的经济，我估计在明年呈现一个缓慢复苏的态势。回到中国的情况，我估计明年的中国经济会同时面临上行、下行两方面的压力，比如出口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领域的压力。因此我认为当前宏观政策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我想至少有三个理由：　　1、 中国经济正在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转型，服务业比制造业能吸纳更多就业，加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所以就业不成大的问题，就不需要大的刺激；　　2、 过去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我们杠杆率的上升比较快，房地产、部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杠杆率已经过高，金融风险加大，因此继续靠加杠杆来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不大。　　3、 过度刺激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得很高，但是很可能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到高污染、高能耗和低端制造业，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会加剧产能过剩，不利于结构调整。　　综合来讲，我觉得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太大的空间去搞大的刺激，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李稻葵：现在的重点任务是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保民生、增加效益等等，这些的重要性超过短期内增长的重要性。所以2015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可能会比2014年要来的低一点，有可能从2014年的7.5%左右调到7.0%左右。　　具体来看，2015年的经济走势我趋向于前低后高。因为在2015年的上半年，宏观经济会延续2014年下半年，稳增长压力比较大，下行压力还会持续。到了2015年的下半年，整个经济运行的节奏可能会适当地加快。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总体上讲可能基本稳定甚至略有上升，这是支撑2015年下半年经济有所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新常态”我个人理解，第一句话，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第二句话，经济结构在持续地扎实地在改进；第三句话就是新旧增长点在交替。核心的意思就是结构改善。　　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速下降，我个人认为是在为今后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比今天更快的增长速度做准备。换句话来讲，我认为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增长速度一路下行的过程，而是一个U型的，先慢一点，明年可能还会再慢一点。先慢一点，做好功课，做好结构调整，做好体制改革，培育好新增长点。如果这些工作做到家了，增长速度在未来还能够往上走一点。毕竟中国经济人均的发展水平还是相当低的，毕竟中国经济还有大量的处于相对比较落后发展的地区，很多需求并没有满足，很多的增长点还存在。　　曹远征：我们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能达到7.4%左右，和我们年初定的7.5的目标几乎是一致的，通货膨胀也是比较低的，所以今年大概是一个低通胀，增长率也不是很高的一年。我们预计明年全年经济增长在7.2%左右，通货膨胀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态势将延续到明年。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经济依然存在的下行压力，宏观经济的关键还是稳增长。　　问：到底怎么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宏观调控真能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吗？　　马骏：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稳健就是中性的意思。不要搞大的铺张，也不要搞大的紧缩。当然稳健货币政策还有些具体内容，我的理解是这么几条：一个从总量上来讲，保持合理的货币增速。另外一个根据经济和金融情况的变化，灵活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把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第三个，货币政策还要继续支持结构调整。讲得具体一点，就是要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加以支持。尤其是要满足三农、小微企业、和一些民生领域的融资需求。　　最近降了贷款的基准利率，我想银行的存贷款的利率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均衡状态，很多银行还在继续调整的过程当中。所以即使存款利率还没有明显地下降的话，我估计有些银行的利差会收窄，如果利差收窄的话，对降低融资成本，还是有意义的。　　融资难融资贵，这里面涉及到流动性的问题，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来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另外，还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包括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这些问题恐怕需要更长期地，结构性的改革加以解决。　　曹远征：货币政策可以稳增长，但并不能更好地提升经济增长。越是靠放水来刺激经济增长越是不可取。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的。最重要的是要靠企业，靠创新，靠积极进步，这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财政政策的作用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　　从历史上来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的核心，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发生在金融端，而是发生在我们的企业，因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就有销售困难，销售困难就没有还款来源，融资当然就难了，当然融资就贵了。所以需要大家的配合，一方面是稳定的货币政策，使它不出现太大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更需要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来消耗过剩产能，这才能降低风险，真正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问：一次降息来了，下一次降息还会远吗？　　李稻葵：货币政策现在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就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是困难还是容易？目前实体经济的融资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尽管经过了一次的降息，现在的实体经济获得银行贷款也是比较困难，利率还是很高，在6%以上，很多企业得不到贷款，尤其中小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还有降息的空间和可能性。我相信降息的这个工具的使用的可能性和频率会大大超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应该会有些动作出来。而且这个降低基准利率的工具不会单独使用，一定会和利率市场化，还有其它的金融改革同步进行。我相信未来各种工具的混合使用，最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存款准备金率怎么调整，我倒觉得取决于另一个因素，就是外汇占款的变化。最近几个月以来，由于对外投资增长比较快，所以资金出去的速度比较快，整个外汇占款处于一个下降的态势。这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外汇占款在下降，也就是说外汇在往外走，外汇储备下降，因此它所占用的基础货币在下降，在这个情况下，整个的经济的流动性有一定的往下走的压力，对整个实体经济是可能不利。国家的基本策略是要保持比较充足的流动性，所以我相信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外汇占款继续下降的话，那么未来的一个季度到半年，降准也有可能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出现。　　曾刚：宏观上来讲，降息它实际是引导价格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资金的供求状况，货币政策除了价格本身的引导下行以外，还需要数量端的配合，改变资金的供求状况，你才有可能推动实际利率水平的下行。所以我们预计目前的环境下，要真想达到降息的目的，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未来需要降准，或者一些新的改善流动性环境的政策与降息相配合。　　管清友：降准要看整个流动性的缺口有多大。直接降息，实际上确实有利于一些高负债，财政负债率比较高的这种企业，降低它的成本。我觉得，可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还在观察降息之后的效果。我们估计降息还会成为一个选择。应该说，不能把降息和改革对立起来，也不能把降息和全面宽松，全面刺激这个划上等号。　　问：降息是否直接刺激了股市大涨？　　马骏：关于央行的宏观调控目标里面，是不是要放入稳定资本市场这一点，国际上有很大争论，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我想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我们的态度是关注资本市场，但是资本市场的一个指数目标，本身不能作为央行调控的一个目标。　　很难说，货币政策的短期炒作跟资本市场的走势有非常明确的一对一的关系，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股市，它反映的是很多因素的一个综合考量。最近的一些变化，我想对货币政策预期肯定会起作用的，但是还有其它作用在里边，包括历史上我们的估值可能过低，所以有一个恢复性的反弹。另外，最近的沪港通，我想可能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很多人预期外国人要来买A股，那么我何不先在A股里边占一个位置等等，我想这方面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的股市上扬。　　李稻葵：最近的股市的这一波的行情，我坚持认为是一个合理调整，早就应该出现这一轮的资产价格上扬的过程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在调整之前的股票市场的价格太低太低，既没有跟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的步伐，也没有跟上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的大趋势。所以这一轮的调整，我愿意称之为调整，而不愿意称之为牛市。这一轮调整恐怕刚刚开始，资本市场在补课，价格上涨是补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既然是补课的话，那就不可能很简单地一帆风顺，不可能永远是百分之一百的交满分卷子，一定会出现一些失误，价格的调整，价格的回车。所以我相信未来一两年的时间，资本市场价格都是处在总体上扬的进程中。　　这一轮股市的上涨应该说是机构投资者在推动，散户按比例上讲已经远远小于十年前了，甚至是五年前了，散户受益的比重还不算高，这本身不见得是坏事，表明我们的股市在成熟，更加理性了。所以这一轮的上涨，有可能有希望会比之前的，比如说2007年那一轮要来的更加平稳一点，更加理性一点，而不是大起大落。

什么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一段时间内消费热点集中　　新常态下 “三驾马车”各有新任务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昨日(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哪些部署？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总结2014年经济工作，并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会议特别要求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提出了消费模式变化、新型投资机会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等新常态下的9个特征，同时，会议对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给出了新的任务。　　在2014大公“超级联系人”财经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表示，新常态的特点是经济进入 “低投入、中速度、高质量、优结构、好效应和新动力”的均衡状态。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经济结构是否能调整、就业能否增加、改革能否深化等都是新旧常态转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明年应要出台一些既利于当前，又利于长远的治理安排改革措施。　　9大要点详解新常态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公开做了经济进入“新常态”表述后，各界逐渐开始用这一概念分析解读当下的中国经济形态。　　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详细阐释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目标，共包含9个要点，涉及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的趋势性变化。其中，会议对“三驾马车”的新常态也有细化说法。　　首当其冲的是消费，会议称，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目前这一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第一大推动力。　　什么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则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消费没有创新，热点比较集中，一段时间内有一种消费为主导的这种方式就称为模仿性排浪式消费，如之前的汽车爆发式消费和家电下乡等都属于这类消费，未来消费重点将比较分散，更加体现个性化。　　会议要求，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这与今年的调控思路一脉相承，10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重点推进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体消费和养老健康家政消费六大领域的消费。这大多数属于新兴消费品类。　　在投资领域，会议称，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会议称，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未来出口和消费都呈基本的常态性增长，不可能出现太大变化，唯一可以调节的变量是投资。”侯云春说。他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等都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就需要找出花钱和提供钱的地方，找出投融资的新机制，打通通道。　　外需方面，会议提到，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一些变化可以鲜明佐证这一点，比如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而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不仅是劳动力，中国经济增量扩能还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会议称，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长期原因主要是经济供给结构老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由此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经济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结构、解除供给抑制。　　会议指出，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在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看来，中国面临一系列结构“不平衡”的挑战，因此现在即使经济增长慢一些，也不需要大的刺激。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放松包括高税收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高垄断约束、高管制约束等供给约束。着手点包括从结构性减税到大规模减税，以及继续放松政府管制、减少行政审批等。　　化解各类风险尚需时日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5%左右，四季度以来，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经济新常态下各类风险化解恐怕还尚需时日。　　会议称，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今年房地产业的风险最为典型。2014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第10个月出现下降，今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7220亿元，12.4%的同比增速降至2009年8月以来新低。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告诉记者，由于房价低迷、实际利率上升、理财产品等境内外其他投资渠道兴起，之前可以吸收过剩供给的投资性需求已开始消退。政府有能力，且有望继续出台宽松政策以应对房地产下行，但政策放松恐怕只能缓和下滑的程度、却无法根本扭转。　　中国企业杠杆率究竟有多高？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金诺曾指出：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　　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人士表示，偿债成本不断挤占经济再发展资金，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受到压抑，但不能盲目为化解风险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可能引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薄弱环节风险。　　会议亦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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